有這樣一群勞動者,他們擇一世,忠一生,披荊斬棘傳承匠心。他們的手,有毫厘千鈞之力；他們的眼,有秋毫不放之功。他們傳承“工匠”精神,在工作崗位上精益求精、推陳出新。當下有各行各業的頂級技工用雙手筑造夢想,在古代亦有諸多能工巧匠。正所謂勞動創造了人類文明,勞動誕生了能工巧匠,工匠推動了科技進步。宋代的工匠燦若星辰,我們不妨通過一些趣事去看看他們的風采吧。

建筑工匠走出國門

宋代的建筑工匠十分了得,建筑大師層出不窮。營造法祖李誡,作為北宋著名建筑家,他主持修建了開封府廨、太廟及欽慈太后佛寺等大規模建筑。他編修的《營造法式》是一部建筑科學技術百科全書,不僅內容十分豐富,而且附有非常珍貴的建筑圖樣,其中既有工程圖,也有彩畫畫稿,既有分件圖,也有總體圖,充分反映了中國古代工程制圖學和美術工藝的水平,對后世的建筑技術和建筑學具有深遠影響。

(資料圖片僅供參考)

更為可喜的是,宋代的建筑藝術還走出了國門。南宋孝宗淳熙七年,日本東大寺曾一度毀于戰火。據日本九條兼實的日記《玉葉》記載:日本壽永元年(1182),即南宋淳熙九年,重建時,由于日本工匠無力修復,就聘請了正在日本的中國建筑師陳和卿為總技師,指揮兩國匠人重建了東大寺；來自明州(今寧波)的工匠伊行末等四人則負責雕造了南大門的雌雄二獅,據《東大寺造立供養記》記載:“建久七年,中門石獅、堂內石脅士、同四天像,宋人字六郎等四人造之。”這位“六郎”,即明州工匠伊行末,所用的石材也是從大宋明州購買的。陳和卿、伊行末參與重建東大寺,充分展示了中國建筑文化藝術的技藝。

刻書匠的氣節

眾所周知,宋版書版式疏朗雅潔,字大悅目,行格疏朗,字體結構精嚴,鐫刻工整,書法精美,且用墨清純勻凈,紙張堅致有韌性,因而極其珍貴,早就有“一兩黃金一頁宋版”的說法,如今已經成了國寶級文物,這是當時刻書工匠的杰作。他們從筆畫到插圖,從版式到字號,從校對到印刷,全是手工完成,字里行間全是他們精湛的藝術功力和敬業專注的職業精神,堪稱真正的中國制造。

畢昇是杭州書肆一個刻工。他根據實踐經驗,發明了膠泥字上刻字,用火燒硬后便成為活字,實現一字一印,反復使用,省時省力,節約材料,體現了畢昇勇于探索創新的工匠精神。

宋代刻書工匠十分珍惜自己的榮譽,他們往往把自己的姓名、堂號,或書坊字號、刻書年月等事項刻于書中,這應該是最早的版權吧。宋光宗紹熙二年,建安余仁仲刻印《春秋公羊經傳解詁》時,在卷末刻道:“公羊谷梁二書,書肆苦無善本,謹以家藏監本及浙江諸處官本參校,頗加厘正……紹熙辛亥季冬朔日,建安余仁仲敬書。”

宋代的廣大刻書匠不僅有精湛的技藝,更有高尚的人格魅力。據《邵氏聞見錄》載:“長安百姓常安民,以鐫字為業,多收隋、唐銘志墨本,亦能篆。”蔡京為相時,上書皇上,要把元祐黨人司馬光、蘇軾等入黨籍,刻石立于文德殿門,并要求全國州縣,每地都刻“元祐黨碑”,長安也需要立碑,官府召常安民刻字,他說:“民愚人,不知朝廷立碑之意。但元祐大臣如司馬溫公者,天下稱其正直,今謂之奸邪,民不忍鐫也。”他不愿意做這種缺德事,官府要治他的罪,他哭泣著說:“被役不敢辭,乞免鐫刻安民二字于石末,恐得罪后世。”他不敢辭掉這個差使,請求石碑末尾處不要刻上他的名字。

針匠家注冊商標

在北宋的濟南,有一家制造縫衣針的工匠商鋪,叫劉家功夫針鋪。他們的造針技術十分高超,原材料上嚴格把關,專門收購上等的鋼條,造功夫細針,并且為自己注冊了兔兒的商標。

他們不僅產品優良,還善于宣傳自己,打造名牌,搞好營銷,利用當時印刷業發達的優勢,大做文字圖片廣告。

國家博物館現存的宋濟南劉家功夫針鋪白兔商標銅版,是我國已知最早的商標廣告,是用銅版印制,該銅版長13.2厘米、寬12.4厘米。印版上方有“濟南劉家功夫針鋪”字樣,正中有白兔搗藥圖,兩側注明“認門前兔兒為記”,提醒人們認清白兔品牌,下方還有說明文字:收買上等鋼條、造功夫細針、不誤宅院使用……意思是自家細針質量不凡,交貨及時,客戶訂貨優惠多多,而且還有白兔作為防偽標記。該廣告圖文并茂,印刷精美,令人嘆為觀止。

這個廣告做得非常精美到位,雕版中最為突出的是針鋪產品“針”,兔兒抱的“鐵杵”,令人不由想到李白幼時“只要功夫深,鐵杵磨成針”的典故,向世人傳達了他們秉承匠心的精神。可見,劉家針鋪為了搞好宣傳,的確在策劃上下了一番功夫。

其實,當時廣告宣傳在各行各業應用很廣泛,北宋大詩人歐陽修曾有詩寫道:“京師諸筆工,牌榜自稱述。累累相國東,比若衣縫虱……價高仍費錢,用不過數日。”這里記載的筆工,相當于現在的寫手,也自做招牌做廣告,以吸引客戶。

銀匠家出宰相

宋代的工匠不僅技術好,而且重視文化發展,注重對自身及后代文化水平的提高,這也許是當時科技發達的原因之一。據北宋李昭玘《樂靜集》載:京東路萊蕪鐵器制造工匠呂正臣,出身儒家,“博學工文,不專記誦,務曉大意”。有文化的工匠當然不一般,他的鐵器制造一度壟斷了京東路的鐵器市場,成為一家規模相當大的企業。

在南宋江少虞《宋朝事實類苑》中,也記載了縉云縣官辦造酒榷署的一位釀酒師,他不僅精通釀酒這樣的化工技術,還能寫出其配方和工藝,可見其文字水平也很高。

宋代工匠還十分注重后代的文化教育,前文所說的刻字匠長安常安民,就重視“教其子以儒學”。據洪邁《夷堅志》載:在州學興盛的政和年間,饒城縣帽匠吳翁,“日與諸生接,觀其濟濟,心慕焉。教子任鈞使讀書,鈞少而警拔,于經學穎悟有得。”后來其子果然考中入仕。

最為典型的是官至宰相的李邦彥,據《宋史》載:李邦彥“父浦,銀工也。邦彥喜從進士游,河東舉人入京者,必道懷訪邦彥。有所營置,浦亦罷工與為之,且復資給其行,由是邦彥聲譽弈弈。”在父親的全力培養下,李邦彥當上了宰相。由于其父親的工匠身份,別人常嘲笑他,他母親卻說:“宰相家出銀工,乃可羞耳；銀工家出宰相,何羞焉?”可見銀匠李浦有遠見卓識,把兒子培養成了高官。

英國學者李約瑟在其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中說:“每當人們在中國的文獻中查找一種具體的科技史料時,往往會發現它的焦點在宋代,不管在應用科學方面或純粹科學方面都是如此。”

的確,無論是土木工程還是航海技術,無論是印刷還是火藥,無論是機械、紡織還是冶金,宋代科技文化的巨大成就都離不開嚴謹專注、精益求精、一絲不茍的工匠精神。

關鍵詞